纵贯南北的京广铁路从花园镇穿城而过，把整个镇子划分成路东和路西两大部分。横穿铁路的通道，主要有北道口、中道口、南道口和花园火车站内的人行天桥。

北道口是主干道，从花园镇到孝天城的孝花公路就是从这个道口经过的。董志芳告诉王加根，去牌坊中学走北道口比较好找。

报到那天，王加根骑着自行车，穿过京广铁路花园段北道口，沿孝花公路向王家岗方向行进。走了二十分钟的样子，快到官塘水库的时候，出现了一条岔道口。虽然都是柏油马路，但右边那条道路明显要窄一些。董志芳说过，走那条道可以到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，穿过铁路技校，就可以看到牌坊中学。

王加根骑着自行车边走边寻找，时不时还下车询问别人。

所谓穿过铁路技校，实际上是走铁路技校教学区围墙与生活区围墙形成的一条狭长巷子。巷子十来米宽，有一百多米长。走出巷子，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田野之中，有一条可以勉强行走汽车的土石路，连接着远处的高墙大院——院子里红砖瓦房依稀可见。

王加根估计，那里就是牌坊中学。

他一直把自行车骑到那片院墙的墙根儿。院子外面，有一片平坦的场地，南北各栽有一副篮球架，显然这里是操场。操场四周杂草丛生，中间经常被踩踏的地方，露着光秃秃的黄土，酷似谢顶男人的秃头。正对操场的围墙正中，有一个铁栅门，两米来宽。怎么没有校名招牌呢？这是牌坊中学吗？

他满腹狐疑地推着自行车走进铁栅门。

围墙里面有五排东西走向的红砖瓦房。最南边的那排坐南朝北，门往北开；其余四排坐北朝南，门往南开。相邻两排瓦房相距二三十米，空地上栽着零星的树木，点缀着一些开着红花或者黄花的美人蕉。五排砖瓦房的西头是一条火砖头铺成的甬道，方便人们通行。

院子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。

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甬道旁的乱石杂草间，在甬道上信步慢行。突然，从南数第二排房子最西头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推开了，露出一个穿着白汗衫的中年男人胖乎乎的脑袋。他马上走过去打招呼。

那人也从屋子里走出来，热情地与王加根寒暄。简单地交谈过后，王加根确认这个地方就是牌坊中学，与他讲话的中年人是学校教导主任，姓张名仲华。

张仲华手里拿着一把折叠纸扇，不停地扇着风。白汗衫罩着一条宽松的花短裤，赤脚穿着一双塑料拖鞋。肥胖的脸上泛着油光，红里透黑，呈现出猪肝一样的褐色。可能刚刚午睡醒来，眼角糊满了眼屎。这形象，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教师，更没有一点儿学校领导的样子，活像一个杀猪宰羊的屠夫。

趁着拉话的功夫，王加根瞅了一眼张仲华的宿舍。

水泥地面，石灰粉过的墙壁，房顶有棕色的天花板。房子的基础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但整个屋子却显得非常凌乱，被主人糟蹋得不成样子。沿墙摆着两张课桌，还有一条板凳和两把椅子。单人床是用木板加宽了的，但加宽部分与床的铺板不在一个平面上，有的地方高，有的地方低，显得凸凹不平。房间似乎从来就没有清理过，也没有认真打扫过。废弃的试卷、作业本、旧报纸、旧书、空酒瓶、搪瓷缸、牙膏皮、破鞋子、酒精灯、试管、轴承、元规、教学用的三角尺……散落在屋子的各个地方，如同一个废品回收站。

“哟嗬！你们怎么今天就来了？不是通知明天报名吗？”张仲华突然满脸堆笑，对着刚进校门的两个女生打起了招呼。

其中一个女生用标准的普通话回应，说她们去邹肖村同学家里玩，路过学校，顺便进来看看。

张仲华似乎忘记了王加根的存在，露出一脸媚笑，与两个女生套近乎，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，还装腔作势地说起蹩脚的普通话，显得阴阳怪气。

王加根感觉非常难堪，对眼前这个肥胖的男人产生了厌恶。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他看见校大门那里又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于是借机向张仲华告辞，朝刚进学校的那个男人走过去。

来人叫邹贵州，是牌坊中学后勤主任。听说王加根是新调来的老师，他马上与加根握手，连说了几个“欢迎”。邹贵州在牌坊中学工作好几年了，家就在附近的邹肖村。接着，他尽地主之谊，带着王加根在校园里转了转，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。

“这里曾经是花园公社重点中学，办的全部是高中班。后来公社修建了路东中学，高中和重点随即转向路东，现在重点中学恐怕又转到桥西中学了。”邹贵州略显伤感，可能是担心负面情绪影响王加根，又介绍起了牌坊中学的优势，“这里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。离驻军部队和铁路技校比较近，距我们邹肖村也不远。抄近道儿去花园镇，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。学校用的是铁路技校的电，自来水是从驻军部队抽水房接过来的。你看见操场旁边的那栋小红房子了吗？那就是驻军部队抽水房。王家岗部队营房用水，就是从我们这里抽上去的。”

王加根若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
邹贵州又从南往北介绍起了学校的五栋校舍。第一栋、第二栋和第四栋是教室及教师宿舍；正中间那栋是办公室，最后面那栋是学校食堂和学生宿舍，公共厕所在紧挨着办公室的东头。

走到第四栋与第五栋校舍之间时，王加根果然看见了一个马槽形状的水池，水池上方有自来水管和两个水龙头。

邹贵州走近水池，打开水龙头，一边洗手一边说：“老师们用水都到这里提。学生们蒸饭洗米洗碗也在这里。部队抽水房门口还有一个水龙头，水也是随便用。”

听到这些，王加根倍感欣慰。

与襄花小学相比，这里各方面的条件明显要好得多。不过，他最关心的还是住宿安排。他特别希望能够一个人住一间宿舍，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。于是，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邹贵州说，学校里总共有十几间教工宿舍。因为教师们的家都在附近乡村，或者在花园镇，一般都是早上来、下午走，没有住校的，有些教师中午也回家休息。比方，他们邹肖村的几个教师，还有家在铁路技校的两个教师，学校都没有给他们安排宿舍。

“已经分到宿舍的，基本上都是一人一间。少数青年教师两个人合住，也是把一通间隔成两半儿，每人半间，互不打搅。”

这就好！王加根想，如果学校能够安排他单独一个人居住，那是最好的。万一安排他与其他教师合住，他就申请要靠里面的半间，能够单独上锁，只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写作就行了。

正在他们交谈时，其他教师陆陆续续走进了校园。

董志芳也骑着自行车进来了。太阳帽，太阳镜，防晒袖套，与在襄花小学上班时一样，全副武装。

“走！去办公室坐吧。”邹贵州提议，“丁校长一到就要开会了。”

办公室是由多个房间贯通连接起来的。中间的三间大房有两个圆形拱门隔开，东西两头各有两间小房。三间大房共一个大门进出，是办公室的主体部分。两头的小房间另外开有一个小门。

从房间整体布局及办公桌椅的数量上看，全校教师应该是集中在一起办公。东头小房间的墙壁上，张贴着《作息时间表》《教师轮流值日表》《周工作安排表》，悬挂着由小黑板制作的《课程总表》，另外还有几面锦旗和奖状。看得出，这里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。

正在大家一边儿闲聊、一边儿等候丁校长的时候，一个头发卷曲、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拎着一大塑料袋糖果走了进来。他把塑料袋放在办公桌上，从里面拿出两包香烟。

“先发烟，再发糖。”小胡子边拆香烟边说。

“怎么？赵老师有什么喜事？娶媳妇了？”邹贵州打趣道。

“我能有什么喜事？媳妇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！”被称作赵老师的年轻人解释道，“我们班左平考上了中专，接老师们明天去他家里玩一玩。托我代劳，邀请各位。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大家都去啊！”

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抽烟的教师吞云吐雾，不抽烟的教师津津有味地嚼着水果糖。

“不好意思！迟到了。”一个三十多岁、身材高大、略显瘦长的男子走进办公室，笑着向大家检讨，同时解释迟到的原因，“车骑到半路上，链条断了。真他妈的倒霉！”

“这不是好兆头咧！开学第一天，校长怎么就掉了链子呢？”头发苍白、满脸络腮胡子的黄老师调侃道，引来哄堂大笑。

新学期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随即开始了。

先由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丁胜安讲话。他首先对新来的董志芳老师和王加根老师表示欢迎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两个新同事的情况。他说，董志芳老师既是部队家属，又是学校教师，这对学校和驻军部队搞军民共建将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。王加根老师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，但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是未来的作家，教学方面堪称后起之秀，所教的语文多次在大型考试中取得好成绩，特别是作文教学方面，得到过区教育组领导的好评。

这种言过其实的介绍，显然有夸张的成分，但大家还是抱以热烈的掌声。接下来，丁胜安宣读了两份花园区教育组印发的文件，然后安排布置新学年的工作。他说话语速不快，但声音洪亮，态度又比较温和，教师们听得相当认真，唯有教导主任张仲华，靠在椅子上睡着了，还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丁胜安对张仲华的表现视而不见，继续讲他的。直到全部工作都布置完毕，他才喊了一声“张主任”。

张仲华从睡梦中惊醒，正襟危坐，清了清喉咙，开始宣布教师们的分工和课程安排。

正在张仲华讲得唾沫四溅的时候，刚才发烟发糖的“小胡子”赵老师突然站起身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办公室的一个墙角。另外两个青年教师随后也站起身，分别走向墙角的两边。赵老师见两边的人已经到位，猛地冲向墙角，对着一只硕大的老鼠猛踹。两个青年教师围追堵截，你一脚，我一脚，终于把那只老鼠踩死了。

赵老师拎着老鼠尾巴，把嘴角还在滴血的硕鼠提了起来，交给炊事员小肖：“金平，拿去剥了！算个菜。”

肖金平接过老鼠，笑嘻嘻地离开了。

会议继续进行。张仲华宣布完教师分工和课程安排情况，后勤主任邹贵州接着发言。他通报了各教室的课桌、板凳和窗玻璃损坏情况，希望班主任老师加强对学生的教育，要爱护公物，损坏必须照价赔偿。最后，通报教职工宿舍调整安排计划，他一再强调，这里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。

王加根比较幸运。担任初一（1）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而且分到了办公室东头的那间小宿舍，一个人单独居住。

散会后，邹贵州用大嗓门提醒大家，中午学校食堂有酒喝。肖金平刚刚领了暑假照校的补助，想表示表示。

多数教师笑着离开了。前往食堂的只有校长丁胜安、后勤主任邹贵州、体育老师程彩清和“小胡子”赵乾坤。

王加根正准备推自行车离开，被丁胜安和邹贵州喊住了，叫他吃了饭再走。盛情难却，他只得推着自行车一起去学校食堂。

酒菜已经摆在食堂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——那里应该是炊事员住宿的地方。两张课桌并在一起，铺有报纸的桌面上，摆着两瓶“小黄鹤楼”白酒和五六个盛有菜的碗碟。青椒炒瘦肉，肥肉片炒大白菜，油炸小喜头鱼，花生米，兰花豆，韭菜炒鸡蛋，还有一盘用洋葱炒的荤菜，估计是刚才在办公室踩死的那只耗子。

肖金平拿出一次性塑料碗、塑料杯和筷子，忙不迭地分给大家。

六个人团团围坐，开始斟酒吃菜。丁胜安先端起杯子，说是为王加根接风洗尘。两人各喝了一大口。其他老师见王加根能够喝酒，而且比较直爽，矛头自然而然地转向这个“新人”。

大家轮番向他敬酒，力图把他灌醉。

出于礼貌，王加根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。只要有人把杯子伸过来，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，来者不拒。

没一会儿，一瓶酒就见了底儿。

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根没什么反应，让肖金平拿来两个花瓷碗，将第二瓶酒平分，说是要与王加根“二一添作五”。

这下可把王加根给难住了。喝下这半斤白酒，他估计自己必醉无疑，于是一个劲地推辞。

程彩清不依不饶，说王加根不够意思，不给他面子。

丁胜安、邹贵州、赵乾坤也跟着起哄，说“宁可醉人，不能却情”。如果哪个不喝下这一碗酒，就从桌子底下爬过去。

万般无奈，王加根只有舍命陪君子。豁出去了！他赴汤蹈火般地端起花瓷碗，一饮而尽。

大伙连声叫好，有的鼓掌，有的翘起大拇指，说王加根海量。

挑事的程彩清却蔫了——他原指望虚张声势能够唬住王加根，认为王加根喝完这碗酒就会醉倒，没想到这小子“干碗”后，安然无恙。他于是向王加根道歉，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喝下半斤白酒。他掏出香烟，散给大家抽，并甘愿受罚。说话间，真的趴下身子，如猪狗一般，从桌子的这边钻到了那边……

酒足饭饱。肖金平赶紧把桌子收拾干净，从食堂里拿来一只瓷盘子，又把一副黄颜色的纸牌搁在盘子上面。

丁胜安、邹贵州、程彩清、赵乾坤四个人各坐桌子的一方，开始抹扯胡。

纸牌上写着一些变形的中文字。按“上大人”“丘乙己”“化三千”“七十士”“尔小生”“□□子”“佳作仁”“可之礼”分别组合，赢牌时，就拿起需要的那张牌在瓷盘子上磕一下。

王加根第一次见到这种赌钱游戏。看了好半天，也没有弄清其中的道道儿。感觉无聊，他就向大家告辞，提前离开，去襄花小学收拾自己的东西。

牌坊中学位于花园镇的正东面，距离花园镇街上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。校园前不挨村，后不着店，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。土岗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以及星罗棋布的水塘。离学校最近的村庄是邹肖村，最近的单位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和王家岗驻军部队。从学校前往花园镇，除了王加根报到时走的那条路，还可以抄近道，走连接邹肖村与花园镇的一条机耕路。机耕路两三米宽，可以行走手扶拖拉机。不过，平时通行比较多的，还是板车、三轮车、自行车、摩托车和行人。每天从早到晚，机耕路上人来人往，显得比较繁忙。走这条路去花园镇，比绕道铁路技校要近一半儿的路程。

牌坊中学的夜晚非常安静。王加根调来之前，学校没有住户，每到晚上校园里总是空无一人。他调来之后，才多了他这么一个光杆司令。早晨天亮之后，七点钟左右，才有人陆陆续续进入校园。教师和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朝这里聚集，将沉睡中的校园唤醒。紧接着，就有了欢声笑语，有了教师声嘶力竭讲课声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。校园显得生机勃勃，热气腾腾。而下午放学之后，嘈杂的校园又会安静下来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。周末或者节假日不上学的日子，牌坊中学从早到晚难得见到一个人影，如同一座香火不旺的寺庙。

王加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，打开收音机，收听英语广播讲座。听完讲座，再开始背单词、读课文。当王家岗驻军部队方向传来嘹亮的起床号声，他就换上运动鞋和运动衣出门锻炼。出学校大门向北，朝着花园铁路技校的方向跑步，跑到驻军部队营房那里再折返。赶上兴致高的时候，他会跑得更远，上孝花公路，一直跑到官塘水库。返回学校之后，赶紧刷牙洗漱，到学校食堂过早，精神饱满地投入一天的工作。备课上课改作业，与学生交心谈心，做好班级管理。不过，八小时之外，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贡献给了文学创作。特别是每天晚饭之后，从学校周围的田野散步回来，他就钻进那间十几平方米的斗室。拉开电灯，关上房门，开始静心地读书或者写作。

周末是最甜蜜的日子。他会骑上那辆载重自行车，长途跋涉，前往百里之外的方湾中学与情人相会，了却一个礼拜的相思债。方红梅有时也会来牌坊中学陪伴他。两人厮守在空荡荡的校园里，如同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。

王加根发现，牌坊中学的管理文化和工作氛围与襄花小学明显不一样。最直观的感觉，就是学校领导比较随和，没有官架子，不装腔作势，与教师之间关系比较融洽，不像襄花小学那样等级森严。学校领导开会时提的要求很高，讲得很严肃，但真正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管理松懈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。上班时，只要教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，领导们就高枕无忧。虽说学校有坐班制度，但执行得不严格，环境非常宽松。全校教师集中在一起办公，大家该干活儿的时候干活儿，活儿干完了，就谈笑风生。哼几句流行歌曲，唱两段京剧或者楚剧，甚至可以把桌上的东西挪开，杀几盘象棋。没有人干涉，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。学校领导甚至会站在旁边观战，为下棋的人呐喊助威，帮忙支招儿。

王加根还发现，牌坊中学的酒文化和牌文化氛围特别浓厚。

开学典礼那天，学校食堂准备了三桌酒席，全校教职工会餐。菜堪称丰盛，白酒随意喝，每人还有一瓶啤酒。大家划拳猜令，吵吵嚷嚷，喝得面红耳赤，撑得肚子溜圆，不停地伸长脖子打嗝儿，还有人当场就吐了。接着，是考上中专的学生请客，排队举办谢师宴。还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新生家长，也到学校来请老师们去家里坐坐，旨在为孩子未来的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学生家长请客都是倾尽财力，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，搞得相当丰盛，甚至有点儿铺张。不管老师们能吃多少，菜的数量、份量和质量都追求高大上。宁可浪费，也要表现出慷慨大方，显示请客的诚心。

王加根因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，又过早地暴露了酒量，有学生请客时，大家都会把他拉上。开学个把月，他已经去过好几个学生的家里。胡吃海喝，让他的肠胃都有点儿不堪重负。

如果教师家里有红白喜事，大家自然都会去送礼捧场。即使没有红白喜事，平时遇上一点儿沾喜气的事情，大家也会以此为由头，吵着闹着聚餐。炊事员肖金平照校领了补助，专门为此请客，王加根当时感觉有点儿挨宰的意思。可是，后来出现的一些请客理由更奇葩，让人啼笑皆非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抹牌赢钱了请客，考试得奖了请客，评上先进了请客，添置新衣裳了请客，戴上手表了请客，买自行车了请客……几乎每天都有人主动掏钱，让炊事员肖金平跑路，去花园镇买菜回来加工，在食堂里请大伙儿喝酒。

牌坊中学有个教师调到桥西中学，大家帮他搬运行李，为他送行。结果，那位教师把所有帮忙的人请到馆子里吃了一顿，花了二十多块钱。王加根知道这事后，感觉很不好意思。因为他从襄花小学来这里报到时，行李也是四个青年教师用板车送到牌坊中学的。他不仅没有请别人吃饭，连水也没有给别人喝一口。

如果实在想不出请客的理由，酒瘾又犯了，还是有人提着酒瓶子到学校食堂，让大家把饭菜汇集在一起，推杯把盏地喝起来。大家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，站着或者蹲着，喝劣质酒，吃家常菜。这样的聚餐与社会上盛行的公款吃喝相比，显得有点儿寒碜，但教师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，喝得痛快淋漓。大家不愿意独自关在宿舍里喝闷酒，喜欢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。图的就是喝酒时的热闹气氛，寻求一个交流感情的机会，用酒来驱赶寂寞、排遣烦忧，用酒来庆祝成功、分享快乐……酒喝完了，接下来的节目就是打牌——抹扯胡，也不知道这种纸牌游戏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。牌坊中学的教职工中，除几个女教师以外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玩这东西。他们利用午休或者下班之后的休息时间，聚到某位教师的宿舍里抹得热火朝天。有时还通宵达旦的玩儿，整晚上不回家。

王加根有时参加饭局喝酒，但绝不染指抹牌。他觉得这种游戏太耗时间，而且生疏感情，无异于浪费生命。他一直以自己不会玩为借口，拒绝参与这种游戏。即使是学校领导撺掇，也不去学习和研究这种纸牌的玩法。他知道，同事们沉迷于扯胡，主要还是由于空虚和无聊。大家八小时之外无所事事，没完没了地夸夸其谈。说去说来总是那么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，不如抹牌赌博刺激。

王加根不一样。

他总感觉有做不完的事情：学英语、看文学名著、写小说、抄写投寄稿件、观察体验生活、记日记、谈恋爱……为了做好教学工作，有时还要去学生家里走访，或者利用休息时间写教案、批改作业。因为忙碌，他在学校里就显得与众不同，特立独行，不参与抹牌赌博，不沉溺于海阔天空的闲聊，不到其他教师宿舍串门。这种不合群的表现，又引起了别人的议论和风言风语。有人说他自视有才、故作清高，骂他装模作样、假装正经，甚至说他野心勃勃、想往上爬。

开学典礼上，王加根被丁胜安校长委以重任，作为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面上讲话，难免有些紧张。他认真准备发言稿，抓紧时间背下来，满怀信心地想打响第一炮。可是，当他坐到主席台上面对麦克风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，稿子里的内容完全不记得了。他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，脸上发烫，心乱蹦乱跳。因为过于自信，他又没有把发言稿带在身上。怎么办呢？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，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定下来。临时调整策略，改背诵稿子为即兴发言。他从来牌坊中学之后的所见所闻说起，用朴实的语言谈了一些切身感受。然后讲了讲下一步的工作打算，准备怎么教学，如何做班级管理工作，怎样履行好教书育人的职责。他实话实说，没有一句大话、空话和套话。

几百人的会场上鸦雀无声。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位子上，睁大眼睛认真地倾听，有的还一直张着嘴巴。

等王加根发言完毕，满场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会后聚餐时，大家开玩笑说，他把校长主任的风头都抢了。

王加根每天去食堂吃饭，或者去学校大门口提水的时候，总会看到水管下面的池子里有学生倒掉的米饭，白花花一片。这种情景是他以前没有见到过的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。即使是在县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，他和同学们总是抱怨食堂师傅打饭时份量不足，吃不饱肚子，谁还敢浪费粮食？

农村包产到户后，大家已经不愁吃的了。因为没有饿过肚子，这些农民家出身的孩子竟然如此不珍惜粮食。
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样的古诗人人会背，不能浪费粮食、要珍惜劳动成果的道理学生们都懂，但如何让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真正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，认识到浪费可耻呢？王加根冥思苦想了好几天，采取拟人化手法，写了一首寓言诗《谷粒的自述》，抄在办公室西头墙面的黑板上。

这首寓教于乐的诗歌，引来牌坊中学师生的围观，成为校园里的热门话题。自此之后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学校食堂和部队抽水房门前的排水沟里，倒掉的剩菜剩饭明显减少了。

后勤主任邹贵州兴奋地说：“我每年都在提示班主任强调这件事情，但从来就没有今年效果好。”

王加根也很得意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感染力！”

这件事持续发酵的过程中，王加根又应教导主任的要求，讲了一堂语文教学公开课。牌坊中学全体校领导和各年级语文教师均参加了听课和评课。

他讲的是朱自清的散文《春》。由于准备比较充分，拿出了看家本领，临场又超水平发挥，这堂公开课讲得相当成功，赢得领导和同事们的普遍好评。

年过半百的语文教研组长黄老师激动地说：“我教了大半辈子书，还是第一次碰到小王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教师，前途无量！”

向来喜欢鸡蛋里头挑骨头、对教师要求苛刻的张仲华也认为，王加根的教学教法让人耳目一新，课堂组织能力比较强。

校长丁胜安是行政管理人员，对教学方面的事情不是很懂。听到大家一边儿倒地说好，也激动起来，承诺：“今天我拍板，初一（1）班就交给小王了。你从初一带到初三，把这届学生送毕业！”

听到这里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有人说丁校长是在打小算盘，因为他儿子就在王加根的班上。

事实上，牌坊中学招收的这届新生，只要是与本校教师沾亲带故的，基本上都在王加根担任班主任初一（1）班。尽管学校没有分快慢班，大家已经在内心里把这个班看成重点了。

这种情况，对于年轻的王加根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鞭策和激励。虽然有压力，他还是满怀信心。事业上顺风顺水，心情也格外舒畅，对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感到满意。有时他甚至觉得，牌坊中学是花园地区最好的中学。这里能够用上电和自来水。办公室里有电视机和电唱机，能够看电视、听音乐、播放广播体操。操场南头新修了乒乓球台，驻军部队送来了单杠和双杠。学样体育运动的种类也比较多：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跳高、跳远、跑步、单双杠……现在的农村中学很少能够做到这样的。

王加根接二连三出风头，听到的当然不全是赞扬声，也有一些风凉话。那些与他年龄相仿、学历相同、资历略深的青年教师难免心里不舒服，感觉有点儿不爽。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，想方设法冷淡和孤立王加根。赵乾坤动不动就喊加根“小□□伢”，有时还酸不溜丢地称他为才子，说他有板眼。他要睁大眼睛，看王加根创造牌坊中学的品牌，等着阅读王加根发表的小说……

对于这些故意给他添堵的人，王加根并不特别在意。即使是学校领导的表扬与批评，他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他的理想和追求并不全在工作上。书教得再好又能怎么样？当先进模范？入党提干？升任校长主任？这些东西，并不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。王加根只是把教书作为谋生的手段，利用学校和教师这样一个平台，从事文学创作。他最大的愿望，或者说毕生的追求，还是写作，力争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作家，写出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千古流传的文学作品。

王加根不看重工作和生活中的成败得失，并不意味他是一个得过且过、饱食终日的人。身为人民教师，供职于教育岗位，就必须恪尽职守，对得起每个月领的薪水，对得起自己的学生——这是做人的底线。因此，他对工作还是充满激情，不折不扣地完成教学任务，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。

国庆节刚过，王加根收到了白素珍发来的一份电报。

电文是：速来保定接奶奶，母令。

电报是从襄花小学转过来的，发报日期为九月二十五号。显然，白素珍是指望王加根在“十一”之前收到电报，利用国庆假期到保定，把奶奶接回湖北。由于不知道王加根工作调动，电报发到了“花园公社小学”。转来转去，就耽误了好些时日。

捧着这份命令式的电报，王加根心里不爽，感觉非常为难。

从花园镇坐火车去保定，单程得十八个小时。算上两头去火车站的时间，去来少说也得三天。他哪里抽得出空呢？国庆假期错过了，外出还得请假。学校领导会不会批准？就算学校领导同意了，他的教学任务怎么办？课谁上？班上的学生哪个管？

暑假期间，王加根曾收到过白素珍的一封信。在信中，白素珍谈了奶奶到保定之后的一些情况。大致意思是，奶奶在保定吃喝不愁，又不用干家务，过得相当惬意。不过，老人家还是无福消受，总感觉不习惯。奶奶一生忙碌，劳动惯了，适应不了每天坐着吃饭不干活儿的日子。特别是当老马端茶送水地侍候她时，老人家就诚惶诚恐，觉得不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，感觉不好意思。

奶奶的这些想法，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。因为马家的几个小孩从来都没有喊过她一声“奶奶”，背地里，马红马军还经常给她脸色看。对她冷眼相待，横眉怒目，故意对她伸舌头、做怪相，变着法儿做事气她，偷偷地骂她。奶奶于是天天吵着要回王李村。说自己不愿意寄人篱下，当一个“有米的叫花子”。不愿意死在城市里火化，要回王李村睡棺材。她说想加根了，还是和加根在一起舒坦。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，就算有什么不是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。不像马家的这群兔崽子，明里暗里捉弄人，还不敢说他们半个不字。

白素珍在信中说，自己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一大家子，抽不出时间送奶奶回湖北，命令加根赶紧到保定，把奶奶接走。

王加根那时正忙着跑腊梅升学的事情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哪儿敢擅自离开？他没理睬白素珍的命令，也没有给她回信。后来，腊梅中考落选，搞得鸡飞狗跳。接下来又是工作调动，搬家，新学期开始……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他把接奶奶的事情完全放在了一边儿，几乎忘记了。没想到，白素珍又发来了电报。

电文中的“母令”二字，激起了他的强烈反感。

白素珍就是这种德性，任何时候总是表现出盛气凌人。

“叫我去接奶奶，是你求我办事，有什么资格对我发号施令？之前你不是已经在信中下达过命令？我不理你，你又奈我如何？你既然能够回湖北把奶奶接走，就可以把奶奶从保定送回！你要上班，你有事走不开，未必我就没有上班？未必我就没有自己的事情？岂有此理！”想起在花园火车站广场挨的那一耳光，想起她写信给陆定国败坏他的名声，王加根更是对白素珍恨得咬牙切齿。

谈什么“母令”！你配母亲这个称呼么？天下有母亲这样对待儿子么？我从来没有幻想你给我帮助，只求你不要折磨我。这种要求过分么？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，我全凭个人的努力，不奢望得到你的支持，但你总不至于处心积虑、挖空心思拆我的台吧？你这样的母亲，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

王加根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。如果白素珍用商量的口气来电，他可能会尽弃前嫌，找学校领导请假，前往保定。现在，“母令”二字让他怒火中烧。他准备置之不理，全当没有收到电报一样。

我偏不服从你的命令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不是喜欢写信搬弄是非么？不是会散布流言蜚语么？写吧！再写信给牌坊中学领导，写信给花园区教育组的领导。看他们会不会相信你，会不会强迫我服从你。开玩笑！可是，如果我不去接奶奶，白素珍又不送她老人家回，奶奶不是会继续在保定过寄人篱下日子？继续遭马家孩子的白眼？继续过那种没有尊严、郁闷压抑的生活？我高考落选那年，准备在河北复读的时候，有过切身体会，那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

想到这一点，加根又有所动摇，觉得还是应该去保定把奶奶接回来。再说，离开奶奶半年了，他也想念奶奶啊！为奶奶着想，他还是准备去一趟保定。不过，动身的日子不能太急，拖一段时间再说。偏不“速”，气气你白素珍。

这一拖，就是一个月。

直到十一月初，王加根才向校长请假，去保定接奶奶。拖延的这段日子，王加根又有了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。

那就是，他第一次做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。

虽然他和方红梅同床共枕次数不少，但他们一直守身如玉，执着而又痛苦地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，没有做越轨的事情。这种坚守，曾经成为他们击败陆定国的武器，让陆定国甘拜下风、斯文扫地。但是，到牌坊中学才两个多月，这种固若金汤的防线就土崩瓦解了。

他们开始了实质意义的未婚同居。

在情欲与理智的博弈中，随着感情的不断升温，理智终有一天会缴械投降。对此，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不过，理智在此役中败得如此迅速和彻底，还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。究其原因，这与牌坊中学特殊的环境有关。学校领导比较嘻哈和随便，思想也开放，不像陆定国那么僵化和古板。教师们上完课后就各自回家，忙各人的事情，不太关注别人的私生活。

有一次开教职工大会的时候，丁胜安竟然在会上表扬王加根刻苦自学，号召全校青年教师向他学习。

这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。在襄花小学，陆定国只要看到年轻教师学英语、看文学书、写小说，脸就拉得老长，认为他们不务正业，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，对他们自学与工作无关的东西恨之入骨。

丁胜安却公然鼓励青年教师自学！

襄花小学的年轻教师一窝蜂地自学，激起了领导的反感；牌坊中学的年轻教师游手好闲，业余时间基本上不摸书，又让领导感到不安。

这事揣摩起来，王加根觉得特别滑稽。

赵乾坤老师交了个女朋友，是铁路职工，在花园火车站守道口。他有时带着女朋友来学校过夜，明目张胆地睡在一个被窝里，有时连窗户都不关。其他老师视而不见，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有一次，炊事员肖金平去喊赵老师吃早饭，赵乾坤在蚊帐里搂着女朋友，不耐烦地回应：“还没起来！”

耳濡目染，王加根完全消除了“未婚男女不能同室而居”的戒心。

方红梅第一次来牌坊中学，他没有装模作样地去其他教师那儿借宿。当然，正值周末，校园里也没有可以借宿的地方。

结果，第二天上班时，校长、教导主任、会计和一大群男老师围着他审问：“昨天晚上是在哪儿睡的？”

他没办法搪塞，红着脸不做声。

邹贵州不依不饶，中午吃饭时，非要他去买酒买烟买菜，请大家的客，事情才算有了个交待。

这种宽松的环境，无疑为他和方红梅的周末相聚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后来方红梅每次来牌坊中学，他们都是在甜蜜的小房间里共度良宵。结果有一天，他们没有阻挡住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。

可能是那天晚上两人都喝了点儿酒，也可能是他们实在憋得太久了，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那一夜，他们才真正地做了一回男人和女人。激情澎湃过后，他们还是谈起了这种行为的后果，带着侥幸的心理希望不要“出事”。

王加根是带着满腔的愤怒和怨恨前往河北保定的。不过，当他到达保定市，见到白素珍之后，这种负面情绪又缓和了不少。

白素珍并没有责备他违抗“母令”，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来接奶奶，反而对他笑脸相迎。她拉着儿子的手，嘘寒问暖，烧水他洗澡，手忙脚乱地拿东西他吃，又系上围裙，进厨房做饭。

白氏见到孙儿，竟然高兴得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吃过午饭，已经由团政委改任干休所所长的老马带着加根去街上闲逛。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俩边走边聊天。

老马身高一米六五，体态微胖，慈眉善目，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，脸上永远挂着平易近人的笑容。他与加根交谈的主题对象，一直没有离开白素珍。老马从白素珍一岁半被父母遗弃说起，回顾、概括和总结她三十七年苦难的人生历程，认为她是一个饱经沧桑、无私奉献、性格坚强、值得尊敬的女人。

老马说，白素珍遇事总是替他人着想。这些年来，为三货，为加枝，为加根和奶奶，为老马和马家一大群孩子，不知吃了多少苦、受了多少累、流了多少泪、操了多少心。虽然白素珍脾气暴躁，有时候说话难听，偶尔还会行为失控，但她对人没有坏心，主观上还是为别人好。说话间，老马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满脸通红，鼻涕和眼泪都流了出来，嗓子完全发不出声音。

王加根这时才意识到，老马老了。毕竟年近半百，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。老马和白素珍一样，也是一个苦命的人。他十六岁离开四川老家出来当兵，戎马半生，勤劳半生，俭朴半生，到如今还在拉扯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。他父母早已离世，老家没有什么亲人。现在白素珍就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夫妻俩相依为命，相敬如宾。

想起白素珍和老马对自己的好，王加根为前段时间对母亲的态度而脸红。妈妈也是四十岁的人了，进入中老年人行列。自己不仅没有想到回报、尊敬和爱戴她，反而对她充满了敌视和仇恨。

这确实有点儿不应该。

带着这种愧疚和自责心理，王加根和奶奶一起离开保定市，坐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后，他没有带奶奶去牌坊中学。因为奶奶腿脚不好，走路太慢，也经不起往返七八里路的折腾。他搀扶着奶奶去花园汽车站，乘坐长途汽车回到了王李村。

走进那个熟悉的家门，王加根的目光落在了胡月娥大腹便便的肚子上。显然，这女人又怀孕了，看上去起码有五个月。

他心里一沉，脸色显得很不好看。

王裁缝见他们回来，喜笑颜开，连声说：“这下好了！这下好了！我可以回江汉农场了。”

王裁缝已经知道了小儿子厚德夭折的消息，动不动就伤心得老泪纵横。他怜惜四儿媳春芝可怜，天天吵着要回江汉农场，帮春芝带孙子。弄清楚了厚德死亡的准确时间，王裁缝又把厚义臭骂了一顿。因为正是厚德出事那天，王厚义在家里发现了一条蟒蛇，有两三米长，锄把一般粗。王厚义不听老父亲的劝告，拿起铁锹把那条蟒蛇杀死了。

“我说过，蛇是精灵之物，不要惹它。让它呆在家里好了，它又不会咬人。或者把它赶走，你偏不听，偏要把它杀成几段！”王裁缝痛心疾首地怒斥二儿子，“现在好了，遭报应了吧！厚德就是属蛇的。说不定这条蟒蛇就是他的化身。我可怜的四儿啊！”

王厚义瞪了父亲一眼，不满地嘟哝道：“你总是装神弄鬼，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！”

耳背的王裁缝不知是听到了厚义的质疑，还是从厚义的眼神中看出了二儿子的不满，振振有词地反问道：“那你说，厚德遭难的那天，为什么和你杀死蟒蛇的日子会是同一天？事情怎么就会那么巧？”

王厚义没办法解释，低下头，默不作声。

加根对王裁缝父子俩的争论不感兴趣。他不声不响地进入奶奶的房间，帮助奶奶收拾睡的地方。把床上的稻草、垫絮翻动了一下，把破旧蚊帐的下摆压好，免得蚊蝇进入。忙碌的时候，他面无表情，因为内心里还惦记着胡月娥怀孕这件事。

这个女人想干嘛？她还准备生几个呀？去年生加叶的时候，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被村里罚了两百元钱。如果再生一个，又会被处罚多少？我每次回来，你们都叫穷，变着法儿向我要钱。怎么生起小孩来，就表现得那么大方，愿意承担几百元的罚款？一定要生个儿子来顶替我么？看来你们说没作我的指望，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，已经在做精心准备。那么，如果这次生的又是女孩儿呢？你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？

加根越想越生气。

他知道，胡月娥与前夫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。与王厚义在一起，也没有领取结婚证。他们两人的结合，实际上是非法同居。胡月娥还涉嫌重婚犯罪。这个女人对此执迷不悟，还无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一个劲地下崽儿。她想干什么？一定要把这个家拖垮败光么？

加根真想把王厚义和胡月娥叫到一起，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讲一讲这方面的道理。特别是父亲王厚义，已经四十五岁。再去生儿育女，就不怕外人笑话么？作为一名有着十几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就不怕组织上处分？

思来想去，王加根还是放弃了与他们沟通的打算。

他闷不作声地整理完奶奶的房间，味同嚼蜡地扒了几口饭，就前往双峰管理区拦班车，回牌坊中学上班。